2014年，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颁布后，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在社会救助中的作用被明确。2023年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10部门《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对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救助提出了新要求。10年来，社会救助政策迭代升级，社会工作也在这个领域持续深耕。

动态监测，主动发现救助需求

江苏省太仓市的江女士患重病期间曾被纳入低保边缘家庭，且于身体康复后退出。网格员在日常走访中发现，江女士虽有一些劳动能力，但因听力障碍及双相情感障碍等原因很难找到工作，便将这一情况上传到太仓市社会工作服务信息管理系统。

管理该系统的太仓市社会工作服务指导中心（以下简称中心）依托“行为特征识别”和“关注问题上报”两份清单，开展“精准画像”——系统匹配出江女士失业半年以上、每周外出次数低于三次、独居、失眠等关键特征。经评估，中心认为如不介入，江女士极易重新陷入困境，随即派单到江女士所在的乡镇社工站跟进服务。

“除了社工、网格员入户探访，我们还发挥楼栋长作用，第一时间发现问题。”中心主任耿彤彤告诉记者。为保障救助信息及时流转，太仓市民政局建立了“网格上报—指导中心派单—社工站接单—驻站社工服务”的标准化流程。

在广东省茂名市，东山街道双百社工欧阳婵对驻点村进行摸底排查时发现，村民李姐疑似患有精神障碍。进一步了解情况后，欧阳婵链接了有资质的医生上门为李姐进行精神鉴定，并协助其办理残疾人证。同时，考虑到李姐的爱人在家务农，4个孩子都在读书，家庭负担较重，欧阳婵还帮李姐一家申请了低保和残疾人两项补贴。

2017年，广东省民政厅开始实施广东社工“双百计划”。后来，在系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，“广东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”全面实施。目前，全省已建成1631个乡镇（街道）社工站、9218个村（居）社工点。2.8万余名社工通过“铁脚板”走村入户，对困难群体和特殊群体进行动态监测、全面核查，累计服务超过1500万人次，主动发现潜在的服务对象并协助落实相关民生政策超过20万人。

近年来，各地通过社工站建设，进一步充实了基层民政力量，提升了社会救助工作水平，让救助对象从“在册”向“潜在”延伸，让救助方式从“事后救”向“事前防”转变。

分层管理，精准提供救助服务

在开展救助服务过程中，太仓市的社工将救助对象划分为民生服务对象、行为偏差人员、临时困境对象三大类15种。据了解，民生服务对象包括特困人员、低保和低边对象、困境儿童、失能失智老人等，行为偏差人员包括精神障碍患者、创伤儿童、社区司法矫正人员、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等，临时困境对象包括重要成员变故家庭、可能有极端行为倾向人员等。

耿彤彤向记者介绍，中心在系统内设置了预警条件，当信息上传系统后就会进行智能识别，如出现6条及以上的“红色”，为即刻预警；出现11条以上的“蓝色”，要进行预警；出现1—5条“红色”加6—10条“蓝色”，为交叉预警；出现26条“绿色”或6条其他，则不预警，先询问具体情况，再判断是否上报。

当救助对象被认定为即刻预警时，中心的高级社工师和心理咨询师立刻介入，开展治疗性服务；针对其他类别的救助对象，综合服务地域、社工专长进行匹配派单，由驻站社工接手跟进，开展预防性、支持性服务。

在四川省成都市，高新区社工总站依托“高新民政”小程序，上线“一键求助”功能，通过提交信息的关键词主动识别低收入人员，并进行需求评估，再将求助对象从高危到低危归入“红、橙、黄、蓝、紫、绿”分层管理，分别提供危机干预、心理援助、临终关怀、能力提升、资源链接、基础帮扶等服务。

“根据六色服务需求，社工为困难群众设定每周、每半月、每月的关爱巡访服务机制。未达到巡访要求的，则通过系统监测进行预警。”高新区社工总站负责人冯洁介绍，“当求助对象家庭状况发生变化时，我们会重新评估，如遇到人员死亡和迁出的情况也会及时上传信息，系统会自动将其退出救助帮扶管理。”

近年来，社工通过对困难群众进行全过程分层管理，发现了不少隐性需求，提供的救助服务更加精准有效。

分类施策，合理匹配帮扶资源

以往，民政部门一般以低保、特困认定救助对象，专项救助则是在低保、特困基础上的叠加。《意见》提出，根据困难类型分类，将医疗、教育、住房、就业等专项救助从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口和刚性支出困难人口延伸。

陕西省西安市16岁的小刘由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。陕西筑梦公益发展中心的社工在入户探访时了解到，小刘的父母2011年离婚后均未承担赡养老人与抚养子女的义务。爷爷奶奶每月收入微薄但不符合低保条件，家庭的困境还让小刘面临辍学的危险。查明情况后，社工联系了民政和教育部门，协助小刘申请了教育专项救助，并链接慈善资源帮小刘解决了学费和生活费难题。

根据困难程度和类型，社工首先会匹配相应的政策资源及慈善资源，以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。同时，社工还会针对不同类型的救助对象，开展不同类型的能力建设，以激发困难群众内在的发展潜能。

近年来，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在利用光伏发电对低保家庭开展“造血式”救助的基础上，依托社区发展基金会、社工站等，对在册困难家庭开展“侠益共富积分”、村企爱心公益岗、家庭抱团增收等项目，对非在册困难家庭开展“夹心层”家庭救助、“共富公寓”增收等项目，帮14名困难家庭成员走上灵活就业岗位。

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， 街道将闲置的公共空间改造为乐工坊，针对希望增收却缺少技能和渠道的困难人群，由社工组织开展手工艺培训，并链接爱心企业引进代加工业务，帮困难人群增加收入。

社工通过救助人群分层、困难程度分类，匹配不同类别的救助政策，链接慈善资源，开展访视、照料、心理疏导、能力提升、社会融入等不同类型的服务，让政策更有温度。

统筹资源，打通服务通道

低保对象、低收入家庭涉及“老小残困”各类人群，往往是困难的“综合体”。据记者了解，有不少地方通过整合社会组织服务中心、慈善工作站、社会关爱援助中心、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、居家养老服务中心、乡镇（街道）社工站等民政资源，统筹做好救助工作。

比如，浙江省永康市通过社工站“打包式介入”，对低保困境儿童开展家境复核、探访关爱、救助帮扶等，避免“多头求助”或“多头救助”。

记者注意到，除了串联起民政部门各条线的困难群体服务，社工站还串起了不同部门的救助服务。

据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社工站副站长岑国瑜介绍，为统筹完善社会救助工作，梅林街道建立起“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民政牵头、部门协同、社会参与”的救助机制，由社工站牵头搭建救助服务平台，链接卫健、司法、工青妇残等部门力量，推动救助事项互联互通，构建起大救助服务格局。

民政部相关数据显示，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已归集6600多万低收入人口基本信息。有学者指出，当各国和地区社工人员数量占总人口比例的2‰时，表明其社会文明程度越高、社会服务体系越完善。按此推算，仅服务低收入人口至少需要13.2万名社工。

当然，“并非所有低收入人口都需要社工服务，还需根据服务规模、服务形式、实际需求等综合考量，这是动态调整的过程。”一直致力于社会救助研究的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杨荣认为，民政部门仍需大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，广泛使用专业社工。